【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工作坊】韩少功：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坐标
写在前面
为了促进乡村文化研究学者与乡土一线工作者的合作对话，推动乡土书写事业的繁荣，2017年8月17—19日在湖南汨罗市举办了“发现故乡·乡土书写”工作坊。本次工作坊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主办，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湖南省汨罗市委宣传部、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具体承办。其中，韩少功、蒋好书、潘家恩三位老师在工作坊中的发言文稿已经刊发在《天涯》杂志2018年第1期。
“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工作坊合影
《天涯》杂志原编者按：
乡土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里，最有成就、最有活力，同时也面临最多的挑战。快速的城镇化让农民进城的步伐加快，不少人喊出中国乡土写作已死或者正走向死亡的路上。可以看到，这些年关于城市的书写确实越来越丰富，中国人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感知、拥抱、书写，也日益丰富着我们的视野。但同时，乡村也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这个过程并非转瞬即逝，而是十分漫长。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现而不是漠视、如何书写而不是放弃，则给很多关注乡土的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就是说，乡村、乡土在很长时间内，仍旧是中国的现实，而直面这种现实，展开一种新时代下新的乡村书写，仍旧是富有生命力的。因此，本刊邀请韩少功、蒋好书、潘家恩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从各自角度切入，谈谈他们对当前乡村书写的深入思考，以期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韩少功在“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工作坊现场发言
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坐标
韩少功
我是距离这里最近的与会者，家里离这里就几百米。如果不是一个小山头挡住视线，你们可以直接看到我家的屋顶。大家有兴趣的话，闲时可以散步到那里，到我那里喝茶。
那个房子是1998年建的，当时国务院还没有下文件，禁止城市居民到乡下买宅基地。盖房的时候我并不在场，只是委托一个朋友打理，我说就盖成砖墙、柴瓦、木门木窗的那种，尽量低调，同农民打成一片。后来才发现农民根本不愿意同我打成一片，他们的房子全都是瓷砖、铝合金，甚至来几个落地窗和罗马柱，洋别墅的式样。这样，我那个房子就变成一个老土的房子。
我刚入住的时候，农民也不大理解。那时正是进城的高潮，大部分有点钱的人都会搬到城里去，至少到长乐镇——你们上午看过的地方，然后是县城、省城、北上广一类地方。所以他们觉得你来到这里，要么是脑子进了水，要么就是犯事了，来这里躲债、躲案子……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后来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但也不大知道作家是干嘛的。比较有见识的人，以为作家是记者，或者是秀才，会写对联、写祭文的那种。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与文学毫无关系。事实上，写对联就是乡村最大的文学运动，遣词造句是很讲究的，经常要被人挑剔来挑剔去的。我写的《马桥词典》《山南水北》，他们后来也偷偷地看，而且猜里面的谁是谁，要“对号入座”。我在书里写到一个神医，一个江湖郎中，其实名字也换了，地名也换了，但那个人物原型一看就知道我写的是他。他被我写成“神医”，其实有几分得意，但不满意我把神医写成了个“塌鼻子”。“我不是一个塌鼻子啊，我的鼻子长得很好啊。”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想找到我把这个鼻子的事说清楚。
这里原来建制上是一个乡，去年合乡并镇，同另一个乡并成了一个镇，叫三江镇，有人口将近三万。很多人以为乡村和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其实不是，至少不尽然。据我观察，城市有的问题，乡村差不多都有；城市里有的话题，乡村里差不多也都有。曾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有一次酒过三巡突然问我：韩先生，我要问你个问题，这个问题我问了好多老师，好多科级和处级干部，他们都答不上来；我看了几十部电视连续剧，也没找到答案。我不知道他要问什么，有点紧张，说你问吧问吧，我尽可能试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情？爱情和友情的区别在哪儿？这个可真是把我难住了。我说这是一个琼瑶式的问题啊，你问错对象啦。我又说，除了爱情和友情，其实还有交情、亲情、色情……他说，色情我知道，那是吃快餐盒饭，止一下饿，我不谈论那个，那个太低级了。你们看看，一个乡下七十多岁的老头，同我们那些城市里的所谓小鲜肉、小清新呵，纠结的事好像也相差不远吧？
这个地方是汨罗的一个山区。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地方的下边，现在被水淹掉的一个地方，叫枫树坪，当年中共湘北特委的所在地，印发过《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大纲》的，与巴黎有关系的。为此，光这个乡就出了一百多个烈士。在你们今天上午经过的前面那一个山口，叫梅冲，1944年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那里设过司令部。他们当时想在国民党的区域挖出一块红色根据地，打出一片天下，后来计划失败，又中原突围，回到陕北。我以前对这里也不熟，是当知青的时候来过这里的。那时要买树、买竹子、买木炭，虽然是给集体买，但没有计划指标，所以也同做贼差不多，要挑着百来斤的东西躲过各种路卡，晚上翻山越岭，赶在天亮前走到长乐镇，喝一碗五分钱的甜酒，再一口气挑到我落户的那个天井公社。整个来回行程是一百多里路。那时还没有这个水库。八景峒、向家峒、蓝家峒三个大水库，都是“文革”中、后期才建立起来的。
著名作家韩少功，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祝东力，广东金融学院教授、《大地上的亲人》作者黄灯以及长乐镇镇长许强等为“爱故乡·乡土书写”实践交流基地揭牌
历史的坐标
问题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但是现在我们装上避雷针了，雷公电母不起作用了，我们的老爸还能不能吃上肉，我们的老妈还能不能穿上新棉袄？当我们的医疗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降低伤病的危害；当我们的救灾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减少洪水、干旱、山火、蝗虫的危害，总之，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一步步减少，那么靠“老天”管理世道人心的机制还灵不灵？替代性的机制又如何建立？
除了“老天”，以前管理道德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先人。在西方，人们常说“以上帝的名义”，但中国人爱说的另一句话是，“对得起先人”。先人，或说祖宗，就是一个中国化的上帝。祖宗意味着名誉和尊严，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公共监视和家族压力，多少能约束人的一些行为，但现在呢，这样的作用恐怕也大不如从前。将近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乡村青壮年正在进入城市，成为流动、混居、相互陌生甚至处于匿名状态的农民工。祠堂基本上消失；祖坟也不再出现在房前屋后；周围没有族人们的身影；甚至连邻居也极不稳定，三天两头得重新辨认；碰到清明节、亡人节（七月半）、重阳节，在城市里也没法上香烧纸，没法建立和加固一种与先人仪式性的对话关系。如此等等，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因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祖宗这个制衡角色正在弱化、淡化、虚化。这也是我们需要有所准备的一个历史过程。
当然，对于道德管理来说，历史性变化也不全是负面的。以前的乡村人情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人情是把锯，你一来我一去”，隐含着一种先存后取的互助机制和期权关系。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些贪官的案情，也许能发现有些当事人无奈的隐情。比方他们来自乡村，以前家里穷，考上了大学没学费，怎么办？于是就把亲戚、族人们请来吃一顿饭，意在收礼金，拉赞助，相当于融资和参股，借助家族或村社的合力来对付高昂学费。那么问题来了，当他学成就业、升官晋级以后怎么办？他欠下那么多债，看起来软，实际上很硬，能不偿还吗？他一个科长，一个副局长，工资就那么几个钱，若不利用权力介绍个工程、安插两个人头、揩一点国家的油水，又拿什么来回报？有一个村的书记曾对我说：教育真是特别重要呵，一个地方关键是要出人才呵。你想想，将来读大学的多了，我们在财政局有人，在交通局、农业局、水利局也都有人，我们就能多吃点社会主义；就算他们全部成了贪官，不要紧呵，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些人总要回家盖点房子，修点路吧。
你们不要笑，这个书记是真心诚意这么说的，很多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简洁和务实。他觉得一个人读书做官，不捞点钱怎么回报家族和家乡？由此可知，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也是道德和文化的关联条件。所谓“人穷志短”——相反，一个人脱贫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独立一些，更阳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笔学费而背上沉重债务，受制于某种人情关系网的枷锁。这就如同工业化能带来妇女解放——没有工业化，女强人再多也困难重重；有了工业化，妇女们想不解放都不行，谁都拦不住。这里面都有一个历史变化的水到渠成。
那么，为了补上道德与文化这块短板，与其着急和开骂，就不如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注意各种新的资源、新的方式、新的机会，以便于拿出有效的治理举措。
世界的坐标
不少经济学家说，如果容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立刻可以通过卖地获得可观的原始资本，就可以自主创业，进城做生意等等，促进现代化和城市化。但我在海南工作多年，亲眼看到不少郊区农民发了土地财，卖地以后腰缠万贯，手上戴几个金戒指，兜里一掏都是美元或日元，但一两年过去，两三年过去，他们的钱很快就挥霍一空，无非是赌博、嫖娼、吸毒、养二奶，三下五除二就被打回原形，重新成了需要社会救助的穷光蛋。由此可见，所谓人们都是“理性人”的启蒙主义假设，以为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财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大半是书生的想当然，具有极大风险。只有从实际出发，我们才可能知道，为什么家庭承包责任制尽管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却是社会巨大的稳定器，是给一大半老百姓社会保障托底。其微观经济效益如果不是最优，但至少有宏观的社会效益最优——至少让中国不至于成为全球第四个贫民窟大国。为广大农民工留一条谋生的后路，这种安排也为工业经济应对波动周期，提供了充裕的回旋余地和抗压能力，形成另类工业化道路的“中国特色”。西方媒体把中国的“农民工”普遍译成migrant labour（移民工），完全漏掉了亦“工”亦“农”的义涵，在这方面的理解上一直不得要领。
事实上，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东亚社会，也都是警惕土地兼并风险的。大体上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建设、农业发展相对成功，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有关经验值得借鉴，比欧美经验更重要。欧美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因为他们碰上历史机遇，抢上了工业化的早班车，已把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当成他们的“农村”，自己当好“城里人”就行了。即算他们还有一点农业的问题，但基本上没有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只有farmer（农场工），没有peasant（农民）；只有farmer这种现代身份，没有peasant这种前现代身份；不像我们这里是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三农”总是捆起来说的，现代/前现代的双重挑战是需要一并应对的。欧洲多是“雨热不同季”，土地好，气候不好，即气候不大宜农，因此历史上从未有过东亚这样深厚的农耕传统。这样，他们的经验离我们太远，参考价值不大，更不可作为发展范本。有人想让中国重复欧洲历史，比如也把农村人口比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从未重复过他们的中世纪、殖民时代，为什么就一定要重复他们那种“都市化”？
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副组长鲁太光正式聘请著名作家韩少功担任小组顾问，并颁发证书
东亚当然也有内部的差异性。比如，我曾注意到台湾的村庄大多人气旺，晚上万家灯火，寺庙香烛熏腾，“空心村”的现象少见。后来才知道，台湾就那么大的地方，村里人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坐一个捷运或大巴，骑一辆摩托，也是可以回村和回家的。这使他们宗族、村社、部落的格局都相对完整和稳固，一时半刻没法被掏空。相比较而言，内地幅员太辽阔了，广西的农民工去北京，贵州的农民工跑杭州，一去就是数千里，晚上怎么回村？“白天进城晚上回村”的生活模式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一点，这一个地理幅员条件的制约，现在内地的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文化、乡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等问题，都多出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困局。有时要找个能干正派的年轻人当村长，配强几个业余的组长，还真不那么容易。连划个龙船，跳个广场舞，都可能人力短缺。那么，内地与台湾这一差异，是否会影响到今后两岸文化承传和建设的差异，会怎样影响各自教育、民俗、公益、经济、政治、城镇化进程？
凡此种种，恐怕都是有意思的课题。
发现故乡和乡土书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主题。今天我就此谈了一点零散的体会，算是起个头。谢谢大家。
2017年爱故乡团队在湖南岳阳八景峒韩少功“梓园”家中合影
初稿整理者：崔国辉 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多部。
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前身是2012年发起的“爱故乡计划”项目，是以“保育乡土文化、共建美丽城乡”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孕育于中国当代新乡村建设大众多样化实践的“爱故乡计划”，致力于发现故乡之美，重估乡村价值，活化传承民间乡土文化，发扬乡村文明；以“故乡情怀”整合本土资源，建立公众（新乡贤）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平台，重塑乡村的活力和魅力，推动中国城乡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