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路江小传

——摘自康晓光著《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

一、背景

傅路江，男，字“道源”，号“杏林散人”，别号“大漠孤烟”，网名“遥望仲景之门”。1969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

傅路江的父亲曾拜本村张补裁先生为师学习中医。张补裁先生出生于清朝末年，念过4年私塾。傅路江的父亲认为他“饱读诗书，医术超群，淡泊名利”，奉为一生做人做事的楷模。在父亲的影响下，傅路江自幼就接触了一些国学和中医的书籍，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从初中开始，傅路江接触并喜欢上了庄子的思想，最后却影响学业而中考落榜。复读一年后考上高中，但还是因痴迷于道家以及佛家思想，还迷恋上了气功，最后高考落榜。遂跟随父亲学习中医并临床出诊，后来取得行医资格，与其父开办中医诊所并逐渐取代父亲的主治位置。2002年，傅路江开办了以诵读“蒙学”为特色的幼儿园。2003年，傅路江创办了明德学堂，学堂又称私塾班。

傅路江现为傅氏诊所坐堂先生，明德幼儿园负责人，河北行唐明德学堂堂长。

二、行动框架

傅路江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教育方式不科学。这一点他从女儿的身上得到充分体会。女儿上学前就能背诵医学三字经，识字量已经能够独立阅读儿童读物，到了学校却因为“积极活跃”而备受老师批评，这让他开始对现代教育体制产生怀疑。2002年他从网上看到王财贵在北师大的演讲后，更加明确了这一认识。同时，他认为，在主流教育体制下，一个官家子弟，即使考不上大学还有很多选择机会；但对于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走高考应试道路的风险太大了。他宁愿让孩子掌握一技之长，也不愿让他们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磨掉个性，以后无法社会立足。

傅路江感受到了当今社会道德和传统文化的缺失。他用“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没有精神寄托”、“物欲横流”等词来形容当今社会。傅路江接触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从他们身上，他“感觉到中国老百姓对道德、对文化的那种深深的呼唤、那种渴望”。

同时，傅路江认为“美国文化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全盘西化了”。他认为广大民众中没有多少人读过《独立宣言》、孟德斯鸠、卢梭的东西，但思想和行为却已经全盘西化了。他无法容忍这种现象。

傅路江主张通过“读经”让孩子打下古文基础，通过家庭式的私塾学习因材施教，回归教育的本质，来改变现行的教育模式。他主张要利用孩子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经典，而在13岁之后，让孩子多见世面，培养他们的理解和分析问题能力，时机成熟则可以游学。傅路江的这些想法深受王财贵的影响。

傅路江认为人们需要过严肃而神圣的文化生活，用心灵诵读和体会经典，寻找精神的回归，才能从当前娱乐过滥、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走出来。他认为诵读经典是内在的精神实质，加上外在的汉服衣冠，庄重的礼仪，合起来就是儒教。穿深衣、悬挂孔子像、按一定的仪程祭拜孔子，都是对儒教信仰的表现。

对于他所做的这一切，傅路江认为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必须弘扬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就蕴藏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中。

三、行动方式

傅路江积极践行和推广儒家的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主要活动有：（1）、创办明德学堂，7个孩子脱离正规教育进私塾班学习，孩子们除了学习语文和数学，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是背诵四书五经。（2）、为自己和私塾班孩子购置深衣。（3）、在明德学堂为孩子举行授业弟子拜师礼、学堂开蒙礼，在河北正定孔庙为私塾孩子举行冠礼。（4）、带领明德学堂的孩子游学北京，租住在潭柘寺附近的平原村，孩子们除了学习中医理论外，还跟随傅路江新结识的朋友学习琴棋书画，村里住的艺人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过来做他们的兼职老师。（5）、开办明德幼儿智力开发园，以诵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儒家经典为立园特色。（6）、参加在圆明园举行的冠礼并讲话。（7）、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文渊社举办的笄礼和射礼。

傅路江参与了儒教重建活动。2005年，他创办了“中国礼拜天”，开展成人传统文化的讲习活动，每周聚会一次，时间为每周六晚上8点到10点，活动地点在幼儿园的院子里。该活动持续数月后夭折。傅路江还参加了民间组织的曲阜祭孔活动。

傅路江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宣传活动。他经常在华夏复兴论坛、汉网上发帖，报道明德学堂的进展，阐述对教育、儒教的观点，宣扬复兴传统文化的主张。同时，他接受众多媒体采访，借助媒体进行造势，扩大影响、宣传私塾和自己的主张。

傅路江参与了联署呼吁行动。他起草了《复兴华夏礼仪服饰，展现五千年的辉煌——北京奥运会的服饰礼仪倡议书》，倡议北京2008年奥运会采用“深衣”作为北京奥运会礼仪服饰，将 “汉服”作为中国代表团汉族成员的参会服饰，并使用拱手作揖的礼仪形式。为此，他积极邀请学者签名，于2007年4月6日在多家网站同时发布了这一倡仪书。

傅路江还经常被邀请作演讲。如2004年10月，出席了北京师范大学西部阳光行动和中国杂志社办合办的“经典教育在农村”讲座，并发表演讲。2005年10月22日，他接纳石家庄一个网瘾少年训练营在明德学堂开展活动，并作了“做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的演讲。

傅路江也与政府开展合作。他受聘于山西省平陆县政府担任“傅圣文化开发公司”总经理。撰写了纪念傅氏始祖诞辰3341年祭祀大典和傅圣文化节的策划书，内容重点是打造穿汉服、行古礼、奏雅乐的祭祀模式并在全国推广。

傅路江还打算进入商业领域。曾计划成立文化公司，开展服饰、礼仪、策划、培训、出版等业务，在城市推广“圣城游”、“文化之旅”，在农村推广读经班、“中国礼拜天”等活动。但这些想法仅停留在计划阶段，从未实施过。

四、资源动员

一讲起他的理念，傅路江总会滔滔不绝，对他接触到的人也会有意无意地宣传。他动员的人员包括他的家人、朋友、私塾老师、幼儿园的教师、家长、诊所病人、网友、名人等等。

私塾班孩子的家长都是傅路江的亲戚或朋友。傅路江经常给他们讲他的想法，在教育孩子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国礼拜天”活动开展后，他就会告诉朋友、病人或仅有一面之交的人，哪天会有关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讨论活动。更多的是，傅路江经常在华夏复兴论坛和汉网发帖公布私塾的近况。有关私塾如何发展的研讨会从行唐开到了北京，读经活动的推广者、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汉服爱好者等都参加过讨论。

当然，这种动员可能会掺杂其他动机，未必纯粹，但却不影响我们对傅路江所做动员的肯定。比如，对于幼儿园家长，傅路江虽然有改变现行教育模式的深层动因，但也明白必须按商业和市场的规律运作，所以他通过刷标语、开家长会、送光盘等形式扩大影响、吸引生源。

傅路江还特别注重借助名人的力量。参加“第三届中华经典诵读交流会”时，他主动找到郭齐家和王财贵，讲述明德学堂的情况，并请王财贵题写匾额“明德学堂”，成为了学堂宣传的资本。奥运倡议书和他那些未成行的策划里，都包含借助专家学者、知名人士为活动扩大声势的内容。

创办明德学堂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学生的学费，收支基本平衡。办幼儿园略有盈余，盈余部分相当于傅路江夫妇的工资。“中国礼拜天”的花费不多，基本是傅路江自己出。带领明德学堂的孩子游学北京时的花费来源于他诊所的收入。傅路江没有为他的事业进行过募捐，但他的朋友、网友们有时会主动捐一些，不过数量有限。

傅路江十分懂得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他觉得这是克服自身资源有限的绝佳途径。媒体要吸引眼球，而他的所作所为正是新闻卖点。傅路江自从被报道以来，找他的媒体越来越多，对于各类采访，他基本上都持接受和配合的态度。其中的媒体包括《燕赵晚报》、《现代教育报》、《中国法制报》、上海电视台、石家庄电视台等。

傅路江在“华夏复兴论坛”上比较活跃，其次是“汉网”。他从网络上了解各地开展的文化活动，同时他也及时地把私塾班的进展情况进行公布。对于一些文化事件，他往往加入到网上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网络，傅路江的名气日渐增大，也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者。

五、政治机遇结构

傅路江感受到来自政府的限制和压力。在开展“中国礼拜天”的活动过程中，傅路江有“不搞组织、不搞结社”的意识，它将“中国礼拜天”定位在传统文化的讨论学习活动。他提到，个别体制内的参与者对于搞这类活动有一些顾虑。“中国礼拜天”自开展以来，从未受过没有任何部门的干涉。

明德幼儿园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基本还算顺利，只是被要求刷去“一年识完三千汉字，明德掀起幼教革命”的标语。而明德学堂的发展却非一帆风顺，其间曾遭到当地教育部门的制止而被迫停办一天。但之后，教育局默认了私塾学堂的存在。游学北京期间，傅路江租住在一处农村院落，当地公安机关曾进院核实傅路江的各类证件。虽然没有直接干涉，但他们向房东施压，不得租房给傅路江，这成为了傅路江退回行唐的导火索。

傅路江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在一些场合的讲话，都曾大量引用儒家经典的原文。他同样关注重要的文化事件，如国家公祭黄帝陵、官方祭孔、全球祭孔、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成立老板国学班、中国在海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等等，他觉得这些都表示，“一个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复兴的时代正在走来”。领导人的讲话和一系列文化事件又指示了他的行动，对他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傅路江说：“它给了我们民间指示，我们就敢于搞这些事情了。”

除傅路江姐弟外，私塾班的其他家长因意志动摇陆续带走了孩子。傅路江说，幼儿园的家长大多觉得背古代经典没什么坏处，而周围的人对他的做法不敢苟同。其他民间参与者对他的观点几乎都持认同的态度，但对他的做法既有表示绝对赞成，也有表示尚待商榷的。媒体采访对明德学堂正反面报道都有，但傅路江说那是记者为吸引眼球而故意写得标新立异，实际上采访他的记者绝大多数都表示认同和支持。社会各界对明德学堂褒贬不一。

六、贡献和地位

傅路江是一个实践者。他敢想敢做。在好多想法尚未成熟的时候，他就会采取行动。在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中，傅路江的一些行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他身着深衣，在孔子墓前祭拜、宣誓，确立他的儒教观。他创办明德私塾学堂，彻底放弃正规教育的道路。学堂从形式和内容都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私塾。他请吴飞做经师，吴飞蓄须留发、身着深衣，在当地引起轰动。他带领明德学堂的孩子游学北京以及举办的“中国礼拜天”活动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行动。

他的开创性的实践，让他在民间儒学爱好者中颇有声望，获得了“先生”的尊称。明德学堂也成为集聚民间儒者的平台，联系傅路江或亲自拜访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傅路江和他的学堂甚至成了一个符号性的象征，各地民间参与者都给予其鼓励和支持，力挺“无论发生什么，一定坚持下去”。

 

他的大胆举动，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媒体报道有它的侧重和考虑，傅路江也懂得借媒体造势，二者可以说达到了双赢的结果。就这场运动而言，傅路江和他的学堂经过媒体的传播，所带来的对教育体制的反思、对汉服的关注、对传统文化的争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医故事——傅建华

文/傅路江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道小，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為，義精，則無識之士有所不能窺也。任重，則托之者必得伟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於相違，而道因之易墜也。——徐灵胎（清）

读历代医家的传记和医学专著的序言，印象最深的是所有建树很深的大医家，几乎都出自儒门，自小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因此，称他们为儒医，一点也不过分。而我所见过的一些医生，包括我的父亲和他的老师，算不算儒医？我不敢妄下断言。只是他们经历过的故事，时常让我想起古代那些真正的儒生。

家父的老师姓张，名讳根禄，字补裁，老百姓尊称他为老补先生。他出生于光绪末年，只读过几年私塾。然后一边务农一边拜师学医。学成之后，仍然以务农为生，为百姓义务诊病。他性情孤傲，不修边幅。每次出门必带两件物品。一是粪筐，一是医书。粪筐是为了拾粪积肥，医书则随时随地翻阅。他在周围几个县都是出了名的传奇人物，大家送他外号“济公”。留下了很多故事和笑话。

有一次，城南一个村一个贫苦人家老人生了病，到他家来请医生。他马上答应了，让来人先走，他随后就到。可是当他到了人家门口时，却被挡在了门外。人家说，我们家有病人在床，危在旦夕，心里很烦，哪里还有心情打发讨饭的？原来他打扮得太邋遢，被当成了乞丐。

还有一次，他正在地里干农活。一个病人找到了他，让他开方子。由于没有纸笔，他就随手拿了一个小石子，找来一块土坯，在上面画了一张处方。让那人背走去买药。当那人背着一张二十几斤重的土坯走到药店时，已经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而他的病也已经好了大半。

他总结了好多非常精彩的警句，也在我们县医学圈里广为流传。比如临床十六字方针“有疑则查，有难就问，练胆练识，掌握分寸”。还有临床四不行“胆大了不行，但小了不行，看不准不行，看准了不敢用药不行”。

然而最令我敬佩的是他和尚进士“讲礼”的故事。

这个尚进士可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尚氏易学》的作者，大名鼎鼎的尚秉和先生。他家住在行唐县磁河岸边南伏流村。在我县是首富，一家又出了三个进士。其权势和声望可想而知。

那一年，尚进士的母亲得了重病，请遍了周围几个县的名医，都束手无策。这时有人推荐老补先生。当时老补先生二十出头，刚刚崭露头角。尚进士怎会把他放在眼里。碍于举荐人的面子，只好派了一个家人去把老补先生叫了过来。老补先生一向不拘小节，也就带了他的两件宝贝跟着来到了进士家里。进士一看，原来是一个拾粪的农夫。心里就老大不高兴。也没让他到堂屋，而是安排他到长工住的房子里。把从宴席上撤下来的剩面条给他端了两大碗，让他吃饭。他也不计较，端起来就吃。吃完饭，给老太太诊脉开方。然后背着他的粪筐就回家了。

五天之后，老太太大有好转。执意要请老补先生为她复诊。这一下，尚进士意识到了老补先生的厉害。马上派他的管家赶着马车到老补先生家里来请他。而这次，老补先生的架子可就大了。他没有马上跟着管家走。只是让管家给尚进士捎了一句话“古人云，请医如拜相，你们家主人既然读过诗书，就应该懂礼”。尚进士马上亲自赶车来到了老补先生的门前。他不敢贸然进门，先是让老补先生的家人进去通报。得到老补先生允许后才敢进门。进门后，怎么揖让，怎么走路，怎么进屋，进屋后怎么入座，怎么寒暄，怎么致谢先生第一次为他母亲诊病，怎么开口请先生屈驾再去为他母亲复诊，怎么送上红包厚礼，整个过程，老补先生非常认真，一点也不含糊。老补先生答应后，仍旧背上他的粪筐和书袋，坐在马车上，跟进士一起来到了他的家里。到家之后，又是一番进退揖让。这次进士专门请了厨师为老补先生作了一桌酒席。可是老补先生吃一口吐一口，说还是面条好吃。这时的尚进士已经羞得无地自容了，连连赔罪。老太太病好之后，他们两个也就成了莫逆之交。

尚进士是清末名士，老补先生只是一介布衣，他们的故事折射出了那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而我的父亲，遇到了相似的情节，却有另一番结局。

文革末年，父亲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行医。有一年岁末，这个村所在乡（那时叫公社）的一个秘书请父亲为他老人诊病，他们约好大年初三在他家里见面，不见不散。初三那天，刮起了大风，天气极冷。家人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去了，改天再去不迟。可是父亲说，不能失信于人。他还是去了。当他艰难地走了三十里山路来到那个秘书家时。发现那个秘书食言了。原来，他已经赶到八十里之外去为一个县长拜年去了。满桌的饭菜已经备好，父亲一口水也没喝，掉头就走。他的家人拉住父亲说：“你看他当干部的，整天出门在外，答应了的事情也许会变，您别见怪。”我父亲说：“我们医生，也整天出门在外，见到了病人，也可以不看，请你也不要见怪。”说完就顶着大风离开了。初八上班之后，那个秘书找到了我的父亲。威胁他说：“你不过就是一个医生，我就不信你没有用我的时候。”我父亲回敬说：“君子坦荡荡，私事我不办，公事谅你也不敢不办”。

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父亲的一个同事身上。也是文革期间，父亲的一个同事因为家庭成分高，经常一边工作一边挨批斗。有一次，天下着大雨，他做好饭，刚端起碗，一口也没吃。村支部书记就破门而入，要他马上到他家为他儿子看病。他请求说，给我五分钟时间，我吃完这一碗饭再去行吗？支书马上厉声喝道：“你吃饭重要还是贫下中农的人命重要？！”他听后马上把碗一放说：“当然是贫下中农的命重要”。说完雨具也不带，就一头扎进了雨里。当他来到支书家里时，看到支书老婆正在炕上抱着孩子哄孩子睡觉。他鞋也没脱，就一步跳到了炕上，支书在后面说：“脱掉鞋子啊”。他说：“孩子的命重要，顾不上了”。他在炕上围着支书老婆和孩子转了几圈之后，两手一摊，说：“病情复杂，我医术太差，实在治不了，你赶紧送医院吧”。说完就回到了家里，他作好地的饭还没凉呢。

这是不同时代发生在医生身上相似的故事。我不想评价他们的是非曲直，只是想说，人与人之间，需要做到最起码的尊重。《礼记》上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也许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