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城市化犹如巨型坦克，将稻田、林地、河流甚至山坡，都一路碾成水泥地面，所向披靡。官员视它为保持GDP增长的最后一个希望；资本家确信它能带来最大的利润；腐败的权势者纷纷往里面钻：这里有最丰厚的油水；日益破败的乡村里呆不下去的年轻人，也从四面八方涌入其中：他们没有别的去处…… 正是这形形色色的逐利欲望和求生本能，汇聚成滔天的蛮力，推得城市化的轮子越转越急。这轮子与地面剧烈摩擦的声响，也日益尖利刺耳。 这明显是盲人瞎马、加速度奔向悬崖。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大半个世纪“发展”——先是“赶英超美”，后是“与世界接轨”——下来，社会和自然的种种承受极限，已经成形。人心失衡、能源短缺、生态恶化、邻国侧目……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绝非“科技创新”和“大国崛起”所能解决，至于“刺激消费”和“舆论导向”，更是只会把事情搅得更糟。可是，十多年来，上上下下真拿出来应对危机——而非只是嘴上鼓噪——的，除了上面这四样，还有别的吗？如此情形之下，还要大规模地扩张城市化，这等于是更大肆地激励狭隘的功利之心，更严重地制造自然和社会资源的短缺，更大面积地污染土地、河流与天空，更不可避免地引发邻国与世界其他地方[ 注释1：这里所说的“世界其他地方”，不是指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而是指非洲、南美和中东的那些主要以自然资源与中国交换投资和工业产品的国家。]的疑虑和敌意……世界上有哪个社会，能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出一条生路的？　　城市化并非只有这些坏的方面。除了造就更多的衙门、商机和就业岗位，城区的扩大，应该也能促成更多——甚至更好——的学校、医院和图书馆，扩大信息、人种和地域文化的聚集与混合。正是靠了这些聚集与混合，城里才有那么多诱人的餐馆、电影院和博物馆，城里的服装、建筑和橱窗，才那么花样翻新、多姿多彩…… 最近四百年来，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纷纷涌入城市，显然不只是因为那里面钱多。　　但这些都只是“应该”。别的地方且不说，至少中国这几十年，是触目地显示了，城市化的浪潮汹涌，并不意味着城里的好东西，也能水涨船高、四面开花。大量的情况甚至是相反的：满街堵车、书店倒闭、贫富差距激化、穷人迁往郊区、年轻人避谈理想、夜深了依然满耳噪音，连进超市买奶粉，都要放出鹰眼、扫描每一寸外包装……城区的快速膨胀，竟然导致大批市民的生活质量的实际下降，引发广泛的不安和不满：以为可以用城市化来化解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是太一厢情愿了。　　陈映芳先生的新著《城市中国的逻辑》[注释2：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三联书店2012年5月初版。本文的概括性引用见其36-37页。]说得非常清楚：一方面，城市化为“国家党政系统”提供了“更新其支配力”的“特殊机遇和技术条件”，但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的各种内外关系，形成对整体性变革的巨大要求，因此，城市化绝非只是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克服，相反，它同时还意味着矛盾的新生和激化。　　这不奇怪。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现代性”[注释3：本文用这个词来指称一种由如下4方面力量合作形成的社会势能：1，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2，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形成的新的物质空间，例如都市化的建筑空间和景观化的“自然”地貌；3,主要是在上述二者的推动下形成的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例如对“经济发展”的崇拜和城市式的消费/居家习惯；4，主要是在上述三者的扩张中逐渐形成的新的心理和生理机能，例如对“快速”的心理性倾慕和对空调设备的生理性依赖。虽然从历史上看，这四方面的力量的明确形成是有先后的，并非同步，但在今日，它们都已形成全球规模，因而是以互为因果的方式，聚合成一种深刻的生活势能，对人类形成强大的驱动和引导作用。]已经一统天下，它的两大先天性[注释4：“先天性”的意思是，1，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长造出了这两个内伤；2，尽管不断地尝试去治疗和抑制内伤，“资本主义现代性”却不可能治愈它们，相反，这个现代性的基本生存条件——例如经济的加速度扩张——只会持续地深化和强化它们。]内伤，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紧张，也已经全面改写了至少大部分的社会矛盾，[注释:5：当然，它们更直接造成许多新的矛盾。]无论那是全球的，地区的，一国、一城之内的，还是城乡、阶层、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为什么一座多少年也没见什么人真正在意过的礁岛，现在各方伸手，成了国际冲突的焦点？为什么一种新的网购模式推出没几天，模仿者就蜂拥而至，打成一团？为什么一个快速膨胀的都市的屁股底下，多半压着一堆乡村的废墟？为什么一位怀抱救世理想的年轻人，当官没几年，就习惯于一看到人生意义四个字，首先去查个人资产的总数目？…… 社会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但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中，主导的逻辑日渐整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肆意膨胀，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一动力，也是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　　如果上述的分析大致不错，今天这个样子的城市化，就显然不是社会该走的路。它其实和“福特主义”、“虚拟经济”和“创意产业”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顾头不顾尾的躁动，短期也许有效，能开拓出资本扩张的新空间，延缓社会矛盾的爆发，可长期来看，却是更深地将社会引入死路，加剧矛盾最终爆发时的强度，倍增社会要付的代价。　　必须走另外的路。我们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必须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反着来，不是追求更高的GDP和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停下来，转变方向，全力去改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是更深刻地榨取地球资源，而是反过来，着力转变社会和人生的延续方式，改善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　　譬如在市民的居住问题上，就应该毫不含糊地确认，重要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居住权，不是用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来造商品房，而是用各种方法改善已有住宅的分配和使用。　　说得粗糙一点，如果一座城市中，有房者和无房者隔阂深刻、尖锐对立，这城市的其他方面也一定严重失衡，不宜人居；反过来，人人皆有基本的居住空间，弱势者不会因为居处的窘困无着而自卑和绝望，这城市的整个生活多半也就比较平衡，没有大的危机。　　今天这样的短视而放肆的城市化，应该停下来了。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GDP导向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关系的改善，不是巨无霸式的城市硬体的“发展”，而是城乡人民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全面进步。觉得这太乌托邦吗？我却要说，这是被现实逼出来的起码的要求，畸形的“发展”已经累积了这么多触目和潜在的灾难，我们非改弦易辙不可了。　　　　　　　　　　　　　　　　　　　　　　　　　　　　 2012年9月 新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