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工业文明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
李中元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研究员）
文明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漫长历史演变的结果。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的转型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旧文明必然包孕着新文明的萌芽。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又一个罕见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科学、生产力、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形态都在发生转变。如何理解这种变动并对新趋势加以合理引导是需要科学界、学术界、思想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文明与文明转型的界定
文明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泛的概念，1961年法国出版的《世界百科全书》（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中，文明主要指“社会的高度发达”、“开化的社会”、“文明事业”等；1978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文明是社会发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水平和程度”。在《世界文明史》（2005）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提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智识与艺术的追求。”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认为，文明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和征服自然能力的进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则认为，文明就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的某一群人类和由他们组成的社会整体，或者说是若干个同类民族国家构成的社会整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文明”一词频繁出现，在分析18世纪英国状况时恩格斯就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这一论断揭示了文明的实践属性和社会属性，确立起科学的文明观。
以上种种文明定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文明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即实践性、社会性、进步性、整体性、过程性和开放性等。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明就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所形成的，在生产、生活、交往方式等方面具有特定特征的社会形态，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美国人类学家L.H.摩尔根(1818～1881年)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首次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现代史学界一般认为，文明时代开始于新石器晚期后段结束之后。
二、人类文明转型与面临的困境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文明进化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正在向更先进、更高级的新文明形态演变，在这一过程中清晰地折射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
远古时代，在大自然界的面前人类力量非常弱小，与其他自然生物一样，人类的生存规律基本遵循自然界的必然性法则，人类通过狩猎、采集以及渔捞等靠天然劳动方式去获取所需生活资料，完全依靠大自然赐予人类才得以生存。由于对大自然的现象和规律茫然无知，人类出于感恩、祈求、恐惧、盲从等心理，将大自然“神化”，依附并仆从于大自然。由于生产率低、技术原始，人们靠采集野生植物和捕捉动物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那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没有阶级、没有剩余产品，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为了大自然的“统治”下获取生存，那时的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享。从而体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和谐关系，即原始的“和谐“状态。
2、农业文明
大约在一万年前，由于金属工具、畜力的逐步使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人类社会进入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形态，金属农具使人类劳动产品从“赐予接受”变为“主动索取”，农耕、畜牧使人类所需物种得以生长、繁衍，人类不再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食物。但是，由于当时的农业生产活动是人类仿效自然、利用生物规律进行有机物质再生产的过程，因此，农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是有限的，对自然的破坏没有超过自然界的自我承受和再生能力。农业社会生产粮食的土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稀缺资源，谁拥有土地谁就会在生产与生活中处于有利地位，土地资源的产权归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社会阶层的划分与社会运动的性质。正是由于从“靠天吃饭”最后落实到“看天吃饭”上，农业民族崇尚的是年老和经验丰富，由此而形成农业经济条件下身份和年龄混合型的等级制。在这种等级制度下，西方世界人们遵循着法律上的自由、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财产的平等等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东方世界则是按照“礼”、“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原则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总体来看，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即朴素的“和谐”状态。
3、工业文明
18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利用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迈入了空前繁荣的工业文明。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生产力根本变革，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逐步形成，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以“征服者“的姿态立体式地向大自然全面进军并肆无忌惮地掠夺。工业文明在给人类不断创造富裕和繁荣的同时，也给人类制造着巨大的危机和灾难。工业文明过分注重物质财富的生产，几乎完全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人类活动违背了生态规律破坏了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尽管土地仍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但它的主要地位已让给了资本，资本成为工业生产资料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代表，土地这类生产资料也常由资本来代表，随着资本关系的逐步扩大，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统治的时代。工业文明主要是西方工业社会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在资本的驱动下人类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而不考虑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人类的征服与占有欲望达到了空前膨胀的程度，人与人的关系也被彻底地物欲化和金钱化，“物质利益、消费至上”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生产与消费以及占有更多的物质产品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被彻底打破，资源环境、贫富差距、文化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社会已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边缘。
（二）转型的现实困境
为摆脱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危机，人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并在这一新发展框架下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但由于在对工业文明的危机实质把握上缺乏对当代社会不可持续本质原因“资本逻辑统治”这一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入探究，还局限于以资本关系为中心现代工业化体系内，缺乏对社会关系资本化框架的根本改造和扬弃，使得人类的种种反思和不懈努力只能是在现存资本关系制度框架内的改良和修正，难以触及当代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本质，难以改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工业文明本质上就是资本逻辑统治的文明，是以物质财富和消费能力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物质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欲望永远难以满足，即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基本教育、卫生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但像富人一样享受奢华的生活仍是大多数人追求的梦想和目标；同样，作为富人也不会满足于维持现有的水平，他们的消费也将会不断增长。在无限膨胀的物质消费需求面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也只能是一种空想。世界上一些富裕起来的国家或区域，其生态、环境、社会仍在继续恶化的现实，便是最好的例证。而且，资本统治下的现有利益格局难以改变，任何大的革新都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关系人类和地球未来的全球气候大会经历多次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仍然看不到终点，便是最好的典型。
正因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到二十多年来的人类社会不懈实践，两者差距仍然巨大，人类社会危机形势整体上依然严峻。要彻底摆脱危机，最根本的途径是超越与工业文明相伴的资本逻辑以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将人们从物质利益的争夺中解脱出来，从更根本、更广泛的视角，寻找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工业文明转型的根本出路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人类的整体性需求是作为其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物质性需求。但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整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富裕群体，其整体性需求依然滞留于物质性需求，而且正趋于无限膨胀的发展态势，无限的消费挟裹科技的力量直逼大自然承受的极限。这种生活富裕而整体性需求仍停滞于物质性需求，是工业文明个体人格和社会发展不健康的表现。
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资本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的“全面统治”，彻底打开了人类物质贪婪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在工业社会，物质的消费和占有能力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资本抑制了人类整体需求从低向高的演变与转移，人类的需求失去了自身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并沦落为服从资本意志的增殖性工具。资本逻辑将人类的需求异化为全社会整体性的物质需求，并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在资本的抽象统治下，人成为失去自由和创造本性的消极被动存在物，成为失去生命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现成存在物，成为失去超越和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特别是随着资本对人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不断渗透和控制，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日益商业化、标准化、技能化、尺度化、齐一化、模式化和强迫化，人的活动愈来愈多地失去自我的主动性，人类将对生命的全部热情都献给对资本和货币的不懈追求，表现为对物质财富的无穷占有，以及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产生。于是，整个人类世界日益蜕化为物化颠倒的世界。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工业文明发展就是人类的物质需求与资本逻辑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面对大自然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以及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物质利益博弈，人类要想彻底摆脱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文化危机等，人类必须要超越资本逻辑，从“天、地、人”的大系统中寻求生命存在的价值，实现人类从低层物质需求向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的进化演变。
（三）生命逻辑、人的价值和新文明
从人类整体性需求的演变规律来看待工业文明的转型，那么新文明必然是人类高层次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主导的文明。在这一新的社会文明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得到普遍的发挥，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人类需求的递进层次来讲工业文明已经为新文明社会的构建奠定了现实的客观物质基础。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力，如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太空科技、克隆技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更是为人类的新文明创造了无限发展的空间和无穷的可能，正如《第三浪潮》、《世界是平的》、《第二次宣言》等未来学中所预测的那样，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科技的推动将远远超越了人类现有的想象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真正人统治的世界里，技术仅是人发展的工具，也将按照人的意志而发展，而人也将借助科技的力量最终实现自我的发展和全面的解放。
这场正在进行系统性、全局性与结构性大转型的人类文明，不是世界现有诸文明因素的简单组合，而是在“大生命”框架建构中全球文明基因的优化整合，它将高扬涵盖“天、地、人”的大生命意识与实践，高度重视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全面而立体的生态化发展，确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全方位的动态谐和的大生命文明观。并以此为统领，扬弃陈旧狭隘的科学观，树立大科学观，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并进，凸现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以学科交叉文理渗透的多学科群为内生方式,以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大规模集体攻关为发展条件,以科学的”整体型“参与协同解决人类社会的共性问题；彻底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意识与行为，充分发展世界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多元性和亲和性，通过全球性对话和交流减少不同文化的冲突，实现人类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和谐统一，以此作为推动和实现全球大社会观的形成；摒弃人性的“假、恶、丑”，维护人性的“真、善、美”，在实践活动中遵循“真、善、美”三个尺度的有机统一，实践主体在自己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中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现实与理想、占有与享受、实然与应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类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真善美的完美的统一标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合一，最终体现为人的“大人格”的形成。人类新文明将彻底抛弃工业文明资本逻辑和“物的依赖性”，遵循生命逻辑重新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平衡和谐共存性。
（四）新文明的图景与特征
从古到今人类对新文明有过无数次的描绘和设想。历史上，西方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摩尔的乌托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东方有老子的“小国寡民”、中国儒家的“大同世界”、陶渊明的世外桃园等；在当代，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模式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继承和发展了以往人类对未来社会和新文明设想的合理因素, 在对工业文明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对以往醉心于描绘未来文明的蓝图的“空想”做法持否定态度，并宣称:“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以严格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不是空想和教条式地预测未来新文明，他们对新文明的设想是包括价值目标、科学体系、制度设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科学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①关于新文明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后就进入新文明。新文明自身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②新文明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是新文明的本质特征。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③新文明的经济特征: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消除了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旧的社会分工将被消灭，劳动成为需要和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 城乡对立消除。④新文明的政治特征:消灭阶级差别,国家自行消亡。⑤新文明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⑥新文明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⑦劳动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以及对新文明的科学设想，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在新文明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新文明的科学设想，并结合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发展、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认为未来人类新文明还将呈现出以下新的发展特征：①新文明具有无本质冲突特征，人类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三大冲突基本消除，社会发展进入良性轨道，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有效解决。②随着人类的普遍理性和科技发展，新文明的的政治权力结构呈高效率的全球网络型特征，权力互相制约，互相平衡，运转呈高效率状态；这是一种更稳定、更体现个人自由的权力结构，一种更富弹性的结构，容易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冲击。③经济将呈现出均衡和谐经济，物流与价值流高度流动，节制与适度消费成为主流，生产与分配之间自动协调，经济系统各元素高度有序状态，逐步形成开放型、多元型、自组织性、统一性、全球性、稳定性的精细有序分工协作系统。④新文明的精神家园将呈现百花齐放、阳光普照局面，人类的精神领域是丰富而多彩的，又统一于一种主导思想（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中，这种主导思想体现了人类精神的精华部分，是人类历史文化精神的精炼凝结，显示了人类智慧和理性的最高水平。⑤在经历法治社会之后，自觉的道德调节将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调节手段，道德范畴本身也在变化，此时的道德内涵已不同于早期和目前人类社会的道德内涵。⑥新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全球统一有机体系，人类将不仅会拥有发达的技术生产体系和能力，而且会有更发达的技术安全应用和防卫能力。发达的科技不仅服务于人类，并将与“人性”高度融合，使人类能突破时空界限真正“有所为而有所不为”。⑦新文明拥有物质生产力、知识生产力、人本生产力等多位一体的生产力系统，其中人本生产力将成为经济社会活动中最根本、最重要的生产力；教育、卫体以及服务业等以人为本的产业和信息、太空、智能化等高科技产业将成为社会的主要产业。⑧人自身的价值得到最大体现，人本身将成为社会的最高目的；同时，外部自然世界也得到了人类最好的呵护，使其发挥了为人类服务的最佳功能。⑨人类新文明还将不断发展和进步，加速由地球文明向星际文明、宇宙文明的跨越升级。
当然，上述所有设想仅仅是一种可能。那么，未来新文明到底是一个什么图景，将呈现出何种具体特征，只能最终取决于实践和时间两种因素。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偶然性，我们现在只能对未来新文明的图景提供一种预测；同时，人类历史的发展又具有某种必然性，因此，符合客观规律的关于未来新文明的科学预测又具有很大的现实可能性。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变革时曾经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及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在这种思想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克思也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总的合力”。正如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所总结的那样：“人类的生活并不遵循一个预先建立的过程，而大自然似乎只做完一半就让路了。而大自然把另一半留给人类自己去完成。”也就是说，人类在本质上不是一义确定的，而是非确定的。正如”蝴蝶效应“一样，任何一种因素的波动都会影响人类文明的演进。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人的能动性本身就是一种十分活跃的因素。人类如何塑造自己，如何设计自己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自身。所以，对于新文明构建而言，认真对待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一切，谨慎做出我们的一切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文明转型首先最难的就是超越工业文明形成的物质消费主义。大量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表明，物质需求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物质的高消费却未必能给人类带来健康、幸福与快乐。特别是在人类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人类需要尽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彻底改变一切向富国富人看齐的心态与行为，在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和方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构建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保障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实际上早已能够使全球70亿人口过上丰衣足食、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人类不应还沉迷于低层的物质享受之中，而应以此为基础向更高层次的文明不断前行，应大力倡导适度消费，这并不是去强调人们过分节俭和抑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是在考虑现有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去稳步推进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既包含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满足程度，也包含了精神生活的享受和快乐程度；它从“量”和“质”的角度来全面衡量人们的生活消费，并且更则重于人们消费的“质”。适度消费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通过适度消费一方面要限制人们对物质资料生产数量的盲目追求，另一方面要努力优化消费结构和改善消费方式，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
文明转型需要对整个人类的发展目标及其推进战略与策略进行调整，其核心是由以满足物质性需求为重点的物质文明建设，逐步转移到以社会文明建设为重点。物质主义现已成为非理性的怪物、最反动最危险的意识形态，其带来的威胁是全面的，科技的空前发展使其更具有了毁灭性。工业时代的物质主义文明已经为新文明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今后的文明进化应从单纯追求GDP转向人类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推动人类和谐新文明的发展，集中力量遏止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危机。处于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既应更加关注自身社会文明再建设，还应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提供帮助；处于工业化初中期的国家，应改变盲目地向发达国家物质生活水平看齐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目标，走集约化的发展之路。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应立足于自身条件和现实状况，依据整个人类开辟社会文明新纪元的发展目标，科学地调整发展的目标与路径。
（三）树立全球整体思维，建立普世价值体系
资本全球化的物质文明阶段，人类构建了与市场和资本普遍化相适应的市场规则，表现为零和博弈的思维和弱肉强食的竞争。两次世界性战争和目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等诸多全球问题，都使人类越来越意识到确立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性。当前的科技技术（如核武器）、全球化问题等众多因素导致以暴力为基础的零和博弈思维在当代越来越不合时宜，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衰俱衰，需要建立共赢的思维模式。知识经济现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的战略资源土地、资本截然不同，作为知识经济中战略资源的知识和信息，具有可共享性和利用的无限性，这无疑为共赢思维的发展和实践提供可客观的可行性基础。管理科学和管理体制的发展为实现共赢提供了可操作的途径和方法，如泰勒的科学管理、“l+l>2”的系统整合原理等。所有这些都必将使得整体利益共赢成为人类社会未来的主导思维模式。普世价值(即人类的普遍价值)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文化，每个人和不同范围的人类整体与人类群体的积极意义或积极性质，是人对人的善性积极建构的结果，它们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使人类文明具有了属人的智慧、美丽与趋向神圣的性质。从整个人类精神成长过程来看，普世价值的内容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被人类主动建构起来的人之善性，是人类自己对社会生活精神标准的立法，它们作为人类历史的真实存在和人类趋善求美的精神源泉，一直呵护和滋养着全人类。自文明出现以来，人类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和建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目前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得到了普遍公认的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正义、和平、幸福、民主、法制、博爱、科技、生态等，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些价值理念奠定了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础，随着人类不断完善和补充必将建立顺应人性要求、“对每一个普通生命价值认同与尊重”的普世价值体系。
（四）全球统筹规划，完善全球治理体制
显然，要想实现倡导人类适度消费、调整人类发展方向和目标，建立普世价值体系，需要人类必须团结一致、全球统筹，真正从全人类和全球的眼光看待人类世界、看待地球，统一规划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并逐步强化一个公平民主的全球治理体制，实行充分的民主制度和有效的集权制度，只有高效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才可能创造和实现权威性的全球统筹。考虑到现实存在的不平等、矛盾、猜疑，处于优势地位的组织和个人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全心致力于人类和解、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这是其不可推托的历史责任。创造和实行广泛民主和有效集中的民主制度，人类已在这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组织的建立，国际法等国际关系准则的产生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都正在有力地推动着全球治理体制的形成。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全球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不断演进与国家自身的改革的相对缓慢和滞后之间的矛盾，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大量全球性、区域性危机治理的失效，也使得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失效成为了一种常态。但是，民族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具备了在危机治理中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合法的强制力，在治理方面具有很多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因如此，民族国家不仅与全球治理利害相关，在整个治理结构中还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国家中心治理结构在新形势下受到了一定挑战，但现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比民族国家更有效率的政治经济管理单位。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独立主权地位、拥有合法使用暴力垄断权的国家将依然是全球各个层次治理的中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作为整个治理结构的中心，这也决定了它要对人类新文明的构建承担主要责任。
（五）融合东西文化，加快文明转型
工业文明源于欧美，主要代表的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优势主要体现在：打破“上帝本体”的世界观，建立深刻的逻辑本体论，以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以规律来探索世界，其强大的解释力是西方文明根基上的优势；通过“两个世界论、天人二分”的时空观和最高价值手段激发人们的创新意识，激励人们发现并运用规律去征服自然，使自然服务于人这一主体；还有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能力崇拜和斗争精神，以及造就强盛国力的先进科学等。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基督教传统的禁欲主义在强大的消费主义的挤压下逐渐缺失，过于崇尚科学、崇尚创新中渐渐丢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拜金主义侵袭人类心灵，以及“物质利益最大化”和“天人对立”等。在东方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文化，其形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后经汉唐时期传入朝鲜和日本，逐步形成以中日朝为主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形成了与西方文明不同的体系和传统。基于对新文明的探讨和对东方儒家文化的认识可知，东方儒家文化对天地人终极和谐的推崇以及对人精神追求的重视与新文明的理念有着很大程度的共通性，可以有效弥补当今西方文明的不足和缺失，在新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必定会作出巨大的贡献，如儒家文化中的节制文化及其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减少人们对物质的依赖和需求，避免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儒家文化提出的以人为本和“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范畴，注重人的精神追求，追求人的全面幸福，这些也是与新文明的价值追求是相通的。同时，儒家文化忧患意识带来的人的社会责任感的加强，既使得个人追求的多样化得以实现，又能促使个人承担起建设新文明的责任。儒家和谐思想及其巨大的包容性对于推动当今文明融合、减少文明冲突、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可以说，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切人类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也都将有助于新文明的构建。只要“扬弃、交流、学习和互容”就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全球性多元文化的“大和谐世界”，“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要求。总之，融合古今东西方文明之长处，互补地甄别筛选重建新文明新路径将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
人类新文明的理念在于能持续地满足人类的幸福感，能够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依存、共同发展，它与工业文明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持续性。新文明的建设作为全人类最为重大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一切文明包括工业文明中的有益成分，需要人类用共同的智慧与行动不断地探索实践。相信，只要加强对话，相互尊重，彼此认同，充分理解，提倡仁爱，倡导互助，取长补短，平等合作，和谐相处，共生共存，人类必将会实现工业文明的转型与跨越，开创人类大文明新纪元。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高危时代与人类文明转型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