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天南》主编、“碧山计划”发起人)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 2011 年 6 月 12 日在湖南大学的演讲稿,2012 年 2 月 16 日由 长沙熬吧读书会录音整理并由作者修改定稿。 

农业故乡及其建设-爱故乡
今天我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五年多我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思考,同时 还有一些在出版和乡村建设方面的构想和行动。其实我从小在广东农村出生长大,是个 典型的农村孩子。我小时候非常憎恨农村,因为农村太穷,环境太糟,缺乏机会。所以 我拼命读书,从农村考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市一级的中学,再考上大学,慢慢的离自己 的家乡越来越远。等好不容易在城市里扎稳了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加上随着年岁 的增长,才开始意识到其实小时候憎恨的那种贫困,并非那么可憎,它反而可以理解成 一种财富,是人生中一个很巨大的驱动力。所以当我用这样的目光去看我家乡的时候, 家乡在我的脑中就完全变样了。我开始重新找回农村的价值,开始寻根的过程。

一、重新发现农村的价值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叫《农业故乡及其建设》,为什么要用家乡、故乡来形容农业? 因为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 200 多年的历史,在亚洲,很多国家在开始他们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之前,都是农业国家,以农业为立国的根本。所以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农业社会就是我们今天身处的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乡愁。 今天的农业,在大多数的地区都已经破产。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那种乡居的生活 也已经越来越少见了。所以,我就用故乡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农业。

我是在城市里定居之后,才开始重新发现农村的价值的。2003 年的时候,我开始做 广州一个城中村——三元里的研究并拍摄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城中村是中国在城市化 过程中很典型的一种现象,70 年代末,广州提早改革开放,经济活动变得特别活跃,城 市的空间不够,需要向外扩张,政府不断从郊区的农村征地来用作都市发展。大家知道, 农村的土地分两种,一种是农地,一种是宅基地,农地主要是种粮食的,宅基地主要是 农民盖房子自住的。广州政府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征用郊区的农地,并没有把农民 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也没有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但是保留了他们的宅基地。所以 当宅基地周边的农地被盖起高楼大厦之后,就把村庄围起来了,形成了所谓城中村现象。

而农村变成城市之后,地价上涨,农民没有转化成市民,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所以 他们就只好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子出租来谋生。于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入住到城中村, 因为城中村农民盖的房子房租比较低廉,而且城中村在中国的行政制度上是很奇特的一 个灰色地带,作为村庄的行政管制已经解体,又没有并入城市的街道办事处,所以它是 一个两边都不管的地方。外来人口住在里面很方便,没有人来查他们的暂住证。大量的 人口聚集之后就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人口过于密集,再加上很多都是无业人员,所以 令到城中村治安环境也很糟糕。城中村一方面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典 型矛盾的结果,同时它又折射出中国的城乡关系倒悬的问题。

本来我的出发点是研究城市中人口密度比较高、贫困人口比较多的这样一些社区, 但我慢慢发现,这些所谓的贫民窟或者城中村,跟农村、跟进城务工的农民、跟农村的 破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就从城市研究追溯到农村研究。2005 年的时候,我又去北京 拍了大栅栏的纪录片,这是北京一个典型的贫民窟,它的问题跟广东的城中村比较相似, 可是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北京的大栅栏在 90 年代之后因为北京发展的重点东移,所有 的投资转移到朝阳区,导致了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南城开始衰败。因为 南城有很多古建,很多历史保护的政策也限制了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大栅栏就变成南城 一个典型的贫民窟。

因为我做的这两个研究项目,吸引了很多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对我的关注。我通过 一位台湾的建筑师谢英俊开始了解一位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先驱者晏阳初,他 一战时到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当时欧洲的战场需要人清扫,所以法国需 要从中国弄 10 万左右的农民去那边清理尸体、打扫战场。这些华工到欧洲之后,语言不 通,精神非常苦闷。晏阳初这时自愿去了欧洲,给这些民工办报,教他们识字。最后有 位农民把他这几年在欧洲工作、清理尸体赚的钱,捐赠给晏阳初,因为他觉得晏先生的平民教育工作非常有意义,让这些苦力变得有文化,也特别希望将来晏阳初有机会回中 国继续做同样的工作。晏阳初被这个农民感动了,在 20 年代的时候携家带口,选择了河 北定县翟城村开始了他著名的定县实验,在那里主要从事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

当时这个实验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包括很多大学教授和大学生,跟着他骑着毛 驴到定县一起开展平教工作和乡建工作。我就是通过晏阳初的传记了解到,中国的乡村 建设从 30 年代以来一直就有很伟大的传统。再加上当代温铁军他们的努力,更加让我对 这个领域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后来我一有机会,就想把我对这方面的思考跟 大家分享。大家可以看到在《天南》第一期的创刊号上,我就做了一个专题叫做“亚细亚 故乡”。这个专题就是关注亚洲地区不同国家农村的历史与现实,还有知识分子怎么样离 开城市,回到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这样一种比较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之所以用“亚细 亚的故乡”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亚细亚”这个中文译名,这个译名在民国时候就 使用了,它带有一种很强烈的前现代的特征。所谓前现代就是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 社会之前,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的一个阶段。所以用亚细亚这个前现代特点的词,来表 达亚洲各个国家共同分享的同样一个农业文化、农耕文化,我觉得是很贴切的。

另外我们特别想表达出这个杂志开阔的国际视野,所以我们关注了印度、日本还有 泰国以及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农村的情况。第一期《天南》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来自阿兰 达蒂·洛伊,这个著名的印度女作家在 1997 年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支持印度反水库运 动的文章。这篇 3 万字的文章非常有激情,声讨了印度政府为了追求 GDP 建设大坝,跟 世界银行借钱,变成世界银行的傀儡,令整个国家债台高筑。然后政府又把它的债务转 嫁给农民,导致河流沿岸的农村破产,农民居无定所,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阿兰达 蒂·洛伊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我看来,文学怎么样可以介入社会,文学 怎么可以介入现实,阿兰达蒂·洛伊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她现在是令印度政府非常头疼 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经常跑到印度北部的山区去支持毛派农民。印度北部山区有一些 矿区被跨国公司、国内的大公司购买了,他们掠夺式的开采,侵犯了当地农民的地权。 印度共产党受毛泽东武装斗争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印度北部的农民有很多就开始转变 成毛派分子,拿起枪和那些大公司干,然后洛伊就经常深入到这些地方去支持他们。同 时她用英文在国际著名的报纸上写文章,支持这些印度的弱势农民,帮助他们在国际上 发声。

因为印度是一个亚洲很重要的国家,所以我们在《天南》第一期的专题里给了它一 个很重要的版面。同时我们也关注泰国,我本人亲自去了清迈做了一个采访,然后在杂 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检视泰国艺术家在农村地区的艺术实验。在清迈的农村,有一 帮艺术家,他们在那里买了一块地进行无产权的实验,就是不宣称对这块地拥有产权, 所有人都可以分享,所有人可以使用。这帮艺术家按照一个泰国农民发明的佛教农业思 想,把土地按照人体的结构来布局,耕地,挖池塘,进行交叉有机耕种,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每年接纳世界各地来的一些学生和艺术家,在那种稻子,种药草,练瑜珈。 他们也邀请了很多国际上很著名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给每个人 2 米×4 米的土地面积盖一 个实验性质的小房子。这个“土地计划”(The Land Project)名声很大,出发点主要是针对 目前艺术界的体制来做一个批判。我看完之后,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家们自娱自乐 的地方,并不是很可取,但它在艺术界有很强的影响。

我们也在《天南》里把多年来我非常喜欢的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他在日本农 村的工作介绍给大家。小川绅介在 1960 年代的时候是一个左派青年,狂读《资本论》 和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在 60 年代东京的三里冢机场建设的时候,有几户农民反对在他们 家门口建机场跑道,然后就开始抗争。慢慢地日本的左派学生开始介入,把三里冢抗争 扩大为 60 年代日本的一个影响很大的政治事件。这个三里冢抗争事件可以说是对欧洲的 1968年“五月风暴”在亚洲的一个回应。小川那时候就带了摄影机加入了这个激烈的抗 争,他跟农民在一起战斗,拿着摄影机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后来就做成了著名的纪录片 《三里冢》。从这个工作经验里,小川开始意识到日本农民巨大的能量。随后他的记录 片工作就开始关注农村,他在日本的山形县找了一个农村,带着他的剧组去定居,租了 一些稻田,开始跟农民学种稻子。他对摄制组的人说,我们先不要开摄像机,先学种稻 子,等你能够学到像村里的农民那样,弯腰插秧的时候,身板硬实到蜻蜓都会停在你的 腰上,就证明你已经跟一个农民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开机拍摄。小川有一种天然 的跟农民打交道的能力,他和晏阳初这两位是在亚洲从事乡村建设,最尊重农民,最重 视农民主体性的伟大实践者

在介绍了印度、泰国和日本之外,我们又介绍了台湾。其实在大中华地区,台湾算是一个农业传统保留得比较好的地方,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台湾城乡之间的物理距离比较短,因为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岛,不像我们大陆农村和城市之间隔 得非常远。在我的认知中,知识分子下乡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放弃他在城市里的一切, 要忍受农村的艰苦条件。所以我怀着对台湾知识分子的敬佩去走访了宜兰、彰化、美浓 和台南等地区。去的时候,刚好碰上他们在发起一个运动反对马英九政府的《农村再生 条例》。这个情况其实跟我们中国的状况有点像,现在中国也在推行新农村建设。实际 上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非常好,它意味着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农村的问题,可是这个 政策去实施的时候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投资商、发展商经常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口号, 到农村去圈地,他们跟农民谈判说我在旁边盖一个有门禁制度的、有保安的社区,你们 搬到那去住,然后把村里的地卖给我。之后圈到地了就改建度假别墅。这种所谓的新农 村建设,基本上还是为城市服务的,没有改变城市掠夺农村这样一种现实。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台湾,台湾政府颁发了一个《农村再生条例》,打着要解决农业问题的旗号, 把台湾的耕地进一步细切。本来那块耕地是划成四块,现在进一步被切成八块或者十六 块。让耕地的面积变得更小,更有入市的可能性,更加有利于进入土地市场上买卖。

台湾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种变相的贩卖农村土地,为城市的渡假和旅游服务的一种政 策,对农耕文化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们就发起了反对《农村再生条例》的这样 一个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核心人物台湾作家吴音宁,她作为被“台湾农村阵线”公选出 来的一个代表去跟马英九谈判,我认为她跟阿兰达蒂·洛伊一样,是以文学介入社会的 非常优秀的典范。她的父亲叫吴晟,《天南》第一期以手稿的形式发表了吴晟的一首诗。 吴晟是台湾的一个大诗人,他的很多诗歌已经进入台湾的课本。他在彰化上完农专之后 就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一边教书,一边农耕,一边写作,他写了大量的乡土诗歌。吴 晟和吴音宁这两位乡村作家,对于形成台湾的本土意识,捍卫台湾的农业传统,都是非 常重要的声音。

我去台湾的时候发现那边的农业景观保留得非常好,几乎看不到休耕的土地,作物 基本是交叉耕种,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小农深耕细作的传统。所以台湾知识分子的实践, 很值得我们学习。也让我觉得我们需要行动,不能再停留在说的层面上。

二、行动的准备

所以我在过去五年思考农村问题的时候,也一直在找机会去做一些事情。2010 年, 我做了一个关于乌托邦的研究。其中有一本书是 1980 年代写的,叫做《如何建立你自 己的国家》(How to Start Your Own Country),目前只在台湾出了中文版。这本书非常 有趣,作者是个科幻迷,他在书里收集了全世界大概 300 多个由个人建立的国家,或者 叫做乌托邦,都是实践而非构想,并且总结出建立自己的国家有五种方法,有的是商业 的,有的跟海盗一样,有的是网络虚拟的,有的是在生活里实践出来的。我在读这本书 的时候,想到个人立国其实就是政治实践中的DIY。事实上已经有太多的国家,经历漫 长历史,由无数人和无数利益集团的累积形成一种宏大的模式,反而偏离了个人创造力 的发挥而陷入僵化。

个人立国可以是幻想家的玩笑,也可以是严肃的探索,它能为这个世界提供多样化 的政治形式,更是对人类共同体的有意义的思考和探索。我这里有三个个人立国的例子, 一个就是西兰公国。一对夫妇在英国的外海把一个二战时候遗留下来的塔买下来,并且 把这个地方注册成为他们的国家,成立了西兰公国。他们自封国王和皇后,这里没有交 通工具可以到达,必须要坐直升飞机的,现在就是发展旅游,很多人坐直升飞机来到这 里参观。他们同时还在 Facebook 上售卖一些纪念品来生存。这个西兰公国对我来讲没 有太大的意义,它是一个商业的立国行为。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艺术家们成立的国家,大 概 20 年前,在斯洛文尼亚成立了一个艺术团体叫 NSK,下面有艺术小组、建筑小组、 哲学小组、电影小组、音乐小组、舞蹈小组。去年,他们开始印护照,发行护照和邮票。 还有一个是在丹麦,1967 年有一群提倡自由、自治,怀抱梦想的年轻人,继承了巴黎公 社的精神,发表了《克里斯特安妮娅自由宣言》,同时他们也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个无政府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面,他们主张互助,采用一种没有领袖的民主协议的组织形 式。这种实践其实是一种小范围的政治实践,也可以说是一种乌托邦。

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在解放后也有很多人成立国家。比如很多农民在大巴山地区成 立“国家”,像“中原皇清国”、“万顺天国”等等。这些农民成立的“国家”,有自称“陛下”、“皇 后”的,也有“皇宫”什么的,在一个小镇里把一个卫生院占据了,就变成他们的“皇宫”。 但是很多这些所谓的“国家”,都是在短短几天内就被公安局给端了。

这些东西乍一听会觉得是个笑话,但是同时又会觉得很悲哀。比如很多农民是因为 被计划生育政策逼得没办法,所以用成立“国家”来反抗。看到这些资料,更能意识到晏 阳初所提倡的平民教育有多重要。我认为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进行大学体制内 的教育,而是要进行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就是晏阳初先生所说的平民教育,让他们有主 体性,有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能够对残酷的现实有稍微有效一点的应对方法,而不是 抱着这种带有幻想性质的想法去做出一些荒唐可笑的事情

三、启动安徽“碧山计划”
我做了一些关于国外和国内的个人立国的调研之后,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我选定了安徽黟县的碧山村,动员一些知识分子去那进行共同生活的实验,也做一个乌托邦。我 有一些粗略的构想,包括它的思想核心是乡土主义和安那其主义,建立它的视觉系统、 还有生活系统、建筑系统、传播系统。我们也打算设计护照,然后还有社旗,还打算设 计衣服给大家穿。我请了一位设计师叶谦,请他参考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装史》,从 东晋、汉代农民的衣服和知识分子的衣服中来找元素,设计一种适合劳作和休闲穿的衣 服。我希望这个设计以襃衣博带、阔袍大袖的那种高古风格为主,表现当代知识分子回 归历史、移居乡野的这种实践。在村里面我们会有个先贤祠来纪念两位思想的先驱,一 位是晏阳初,一位是克鲁泡特金。

如果没有二战,没有日本侵华事件的发生,晏阳初在定县的实验没有被打乱,我相 信中国会是另外一个面貌。晏阳初 1949 年之后选择了去菲律宾,成立了一个国际乡村 建设学院,在这里总结了他从民国时代开始,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九大信 条”。其中有三条我特别信服,讲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乡村建设要从农民已知的地方着 手”,“乡村建设不是迁就社会,而是改造社会”,“乡村建设不是单独的救济,而是应该 激发人民的力量”,后面这一条讲得太对了,因为知识分子下乡,往往是怀着一种去帮助 农村的心态,好像是在做慈善事业。这种方式实际上让农民产生更大的依赖性,让他的 主体性更加无从建立。所以晏阳初认为,下乡不是去救济,而是去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和 激发他们的力量。

克鲁泡特金是经典安那其主义的鼻祖,安那其主义又叫无政府主义,今天在中国被 误解得很厉害。它的核心思想按照克鲁泡特金的阐述,就是互助。因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人的本性是互助的。在原始社会生存资源比较恶劣的时候,人们分享食物、一起 取火。因为后来的社会化,部落越来越大,裂变为社区,然后社区又变成一个民族,民 族又变成一个城市,城市又变成一个国家。所以就需要成立政府,需要建立公共服务来 解决一些公共问题。因为有政府和公共服务,你就必须纳税,因为政府的运转是要靠税 收来支持的。现代社会通行的这种国家形式,基本上都是在税收系统之下运作的公共服 务和政治代议的一种社会模式。但在农村地区社会关系可以简单化,一是人口比较少, 二是在农村地区还保留了一种互助的传统。举例子来说,如果你在城市里面看见一个人 被车撞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因为你纳了税,那么这种事情应该是让 警察来管的,而不会直接把这个人给扶起来。可是在农村,看到一个孤寡老人被撞就会 亲自去帮他。无政府主义主张互助,主张直接行动,主张自治,不需要政府作为代理人。 如果我有什么诉求要表达,我不需要某个政党来代言,我会直接去表达我的诉求。从这 一点来讲,无政府社会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但是它是不可能在今天这个社会通 行的,现代社会的主流还是以税制加上公共服务来管治国家和城市。但是农村就有可能 实现这种比较原始、比较温暖的互助社会模式。我们想在安徽碧山做的事情,就是把乡 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想象变成现实。

前不久广州的时代美术馆对我们的想法很有兴趣,邀请我做了一个关于碧山计划的 展览。在展览上我们首先介绍了黟县的位置,它就在黄山脚下。碧山村相对西递和宏村 还较为封闭,没有受到太多游客的干扰。然后展示了我几个朋友乡居生活的实践。我有 两个写诗的朋友寒玉和郑小光,他们七八年前在当地买了老房子,然后开始修缮,再搬 进去住。后来他们又买下了碧山老油厂,这是原来碧山村榨花生油的家庭作坊式的工厂, 被废弃了。现在他们正在修缮,主要的东西都不动,保留它所有的原材料和建筑的外观, 只是增加一些生活设施,让它具备基本的居住条件。这实际上也开启了一种新的古民居 保护和重新激活老建筑生命力的方式。

在上两个月的时候,我们跟黟县当地政府沟通,希望他们配合我们对整个县的民间 工艺等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一个普查,最后形成一个数据库,把当地的木工、石雕师等 一些能工巧匠的人名、联系电话记录下来,我们就让外面来的艺术家、设计师们跟这些 人合作,开发新的产品。黟县当地有一种著名的糕点渔亭糕,有 400 多年历史了,但是 因为包装等各方面的问题,一直仅限于在本地生产和消费。我们希望让设计师小马哥和 橙子重新设计一个模具,重新设计包装,拓展在其他城市或者地区的销路。通过这样来 为农村经济增加活力,激活民间生活中的各种传统产品,让它重新进入消费市场。

我们也有一些艺术家,对农耕生活,对古代村落文化有很浪漫的设想,非常有诗意。 有一位叫做梁绍基的艺术家提出一个方案——“水之祭”,因为黟县地区有很多竹子,所 以他就想用这些竹子做成筏,在竹筏上刻上他从黟县的地方志里找到的一些古诗,然后 让这个筏沿着穿村而过的漳河漂浮,再经过一个村外的桃花林。像这种方案我们也采纳,虽然它没有激活经济的功能。 在广州的展览只是我们碧山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我们会在碧山做一个叫“碧山

丰年祭”的活动。比如在村里的祠堂让诗人给村里的小孩讲授中国古典诗词、当代诗歌, 然后将参与进来的 20位艺术家做的作品,放到农村的公共空间例如粮站和礼堂等来展 示。会放露天电影,还有音乐表演、黄梅戏表演、黟县小调等等,会是相当丰富的一个 活动。我们希望全县的农民都可以参与,把整个村庄,把农村的公共生活激活起来。这 个“碧山丰年祭”我们想一直做下去,以此来发展出更多的项目。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

四、问答

问:欧老师好,我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他们都是因为有共同的爱 好、共同的兴趣集中在一起,但可能会由于某一件事情,把他们的热情放大很多倍,怎 么防范出现一种集体狂热或者是走向极端?第二是关于碧山共同体,这对当地农民会有 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随着以后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是游客越来越多,可能会产生什么 样的负面影响?

欧宁:政治狂热是一直需要避免的,人都有从众的心理,但是清醒的无政府主义者 对此肯定抱着相当冷静客观的态度,他们对自己的修养非常讲究,并且制定某些戒条、 戒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对自己道德的要求很高。那么要规避这种政治狂热,最重要的 就是独立思考。 至于碧山计划可能给当地带来的好处,其实当地的政府现在很支持我们 的想法,他们觉得这个计划能让碧山村出名,这在当地人的理解中就是很实惠的。但是 要让碧山出名很容易,可如何触及乡村建设的核心精神,把农民的主体性建立起来,这 个是很困难的。我也有担心,碧山村越来越出名,游客越来越多,这是我们无法抵抗的。 很多乌托邦或者聚居生活都经过了这个过程,比如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或是北京的 798。 北京798开始是艺术家自发地在那做工作室,但是它越来越出名、游客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变成很商业化了,艺术家们只好离开。作为农村建设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避免不了 这种巨大的社会热情,阻挡不了旅游业或是文化工业的吞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如果 它变成有悖于我们初衷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离开碧山,去开辟另外一个工作基地的时候。

问:我们看到回到乡村的这个人群,大部分都是在 30 岁以后,有了非常明确的人生 目标,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今天的学校教育还是把年轻人推到城市里去,从乡村推到 小城市,从小城市推到大城市。那么提倡青年人回到乡村工作生活的宣传,你们有做这 样的计划吗?

欧宁:有的,温铁军领导的乡村建设,出现了三个代表人物,三个体系,三种工作 方法,我们《天南》对何慧丽、邱健生和刘湘波所代表的三种工作方法有很详细的记录。例如刘湘波的工作主要就是动员大学生去农村,参与乡村建设。他给大学生提供培训, 给大学生联系接受的村庄。我在河南兰考的时候遇到河南大学三农研究社一些大二、大 三的学生,那时候是冬天,有七八个女生睡在大通铺上面,实际就是地铺,非常冷。那 个时候我在拍纪录片,拍着拍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同时我也对现在某些大学生支农的形 式表示不赞同,因为他们这个三农社团,要求参加支农的同学一定要过军队一样的生活, 早上 6 点钟起床,出操,然后唱红歌。把乡村建设的工作变成一个很刻板的,毫无快乐 可言的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接受磨炼,但我真 心认为乡建工作应该是“快乐乡建”,而且要接纳不同的力量,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 

附:碧山共同体计划简介
2011 年,欧宁和左靖围绕安徽省黟县碧山村开展了名为“碧山计划”的乡村建设运

动。 “碧山计划”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回归乡村,接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事业和克鲁泡特

金(Peter Klopotkin)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重新激活农村地区的公共生活的构思,它主要是 针对目前亚洲地区迫人的城市化现实和全球农业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试图摸索出一条 农村复兴之路。

“碧山计划”的核心是提供一种新型的乡村建设思路,探索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 并在北京 798 和上海莫干山这类城市改造和再生模式之外,拓展出一种全新的徽州模式: 集合土地开发、文化艺术产业、特色旅游、体验经济、环境和历史保护、建筑教学与实 验、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邀约国内外的艺术家、建筑师、 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与致力于乡土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民间手 工艺人和民间戏曲艺人进行合作,共同拓展乡村建设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