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愁、乡恋到乡建（何慧丽）
一、乡愁何来？
若问及乡愁何来？答曰：缘于近现代工业化所导致的“乡衰”。
愁，忧也，从心秋声。《说文》认为，秋表示“成熟的庄稼”，把秋放在心上的意思，是心里牵挂着成熟的庄稼而忐忑不安。
在当代作家梁鸿的笔下，今日乡愁之浓郁深切，缘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它已经不再只是传统农业社会里唐诗宋词所表达的意境了，而是作为现代性问题出现的、以都市文明或者工业文明去关照农业文明而滋生的复杂情感。它意味着人们向往田园生活的自然心性对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欲望横流的反动，也是人们向往传统乡土的寻根意愿对现代性浮华社会的反动，更是在被发展潮流裹挟下对自身生存道德的渴望和追求！梁鸿说，乡愁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作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它在今日每个人的心里蔓延，也在这个国家的当代民族心性里蔓延。
其实，知识分子从上世纪初开始凝结的百年“乡愁”，就理性认知的层面而言，缘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乡衰”，本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以来对国家工业化内在规定性造成“乡衰”现实的一种社会心理或者思潮现象。工业化的强制性天命与中国既有资源禀赋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现代化悖论，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代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社会历史背景。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百年中国问题的本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人多地少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环境变迁”，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源。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就其本质上而言，温铁军先生认为，是一种“成本转嫁论”。无论是上世纪前半叶资本经济全球扩张下的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侵略而导致的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社会动荡和政权不稳定；还是上世纪建国后30年国家主导的以固化城乡二元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为保障的工业化过程；其制度变迁均符合“成本转嫁论”之说，只是一个就一定的历史视野来看失败了，另一个成功了。
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融入新时期的全球化、以各种产业资本进行资源资本化的时代；它高擎发展主义大旗，辅之以“亲资本”为核心的各种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经验着追求地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这个经验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各种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也即主流层面所认同的高度现代化的现代制度变迁；另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积累和转嫁机制的“致贫”、“致乱”、“致害”效应，也即所突显出来的各种严峻问题。愈来愈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愈来愈深的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不断升级的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的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这些都在不断触及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底线，其中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就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级政府和各种商资实体，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环源环境的成本转嫁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段。
可以说，只要有激进的现代化制度变迁，就会有严重的三农问题，就会有“故乡的沦陷”，以及从个体、群体到整个民族不同层面上的“乡愁”！
二、乡恋何处？
若问及乡恋何处？答曰：归心园从田居。
恋，慕也，形声字，留恋、依依不舍之意；《易·小畜》认为，有孚恋如思也。乡恋，指对乡村生活生产、建筑人文、生态风光，等等，想念不忘、爱慕不舍的意思。
在梁鸿笔下，乡恋，就是梁庄出外打工者“一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的欢乐感觉；就是在外受伤回家就医期间各种人事交往娱乐的率性而为；就是对进城期间感受到的异已、失落感的摒弃和对安身立命之踏实感的找到和满足；就是人死后让树根包裹着棺材，重回大地母亲体内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如果说，“乡愁”只是对社会客观规律造成“乡衰”现象的一种本能的同情心、无可奈何情绪的流露；那么，“乡恋”则是建立在真性自觉基础上的一种“恋爱”般的高级情感之表达！那是绿叶对根的感恩心、回报心，是对归心园、从田居的“想念不忘”与“爱慕不舍”。
所谓“归心园”，正是到乡村去发掘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道德、伦理之源泉。每一个社会人、精神人，都要有能使自己安心立命的精神家园，明白自身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只是官僚和商人客居的地方，“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才是自我认同的乡村方式。自明清以来，中华帝国的城乡市场区域化，主要是靠传统宗族和地缘为主体对传统国家的市场发育而形成的。城市中来自于同一地缘有着传统根基的同乡人联合体，他们对城市认同和阶级认同都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他们对家乡的责任和介入，均源于回馈家乡的情感使然以及对自身扬名立命的追求使然。从中国乡村走出来的谋生者，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就是当代外出打工创业之人，其心灵深处，都潜伏着深厚的恋土和恋家之“乡土情结”。家乡有父母亲人，有发小朋友，有熟悉的故土环境，家乡是根之所在，心之归宿。他们深知讲人情、顾面子的“情面原则”；不认死理、妥善为人的“不走极端原则”；眷恋乡土家园，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将个人荣辱与乡土家园系于一体的“乡情原则”和“江湖义气原则”。
再谈谈从田居。对从田居的追慕，来源于人做为自然生物人、生命感性人，追求在乡土农业、田园生活中返朴归真的人生意味。晋代文学家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对田园生活的自然怡性之演绎，令人叹为观止。就现在看来，从田居，既是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囿于人多地少、资源紧缺在未来中长期不得不的一种精耕细作之生产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呼应为解决现代生态危机而提倡“低消耗、低投入、高福利、高质量”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越来越多城里人在后工业时代即将掀起的一种体验自然生命空间的时潮行动。从田居，从地域空间条件上能够在发掘康德所言的世界上两大令人敬畏的事情之一——内心道德之同时，实现其所言的世界上两大令人类敬畏的事情之二——仰望浩瀚无际的自然星空。
归心园、从田居，内在于由具体时空社会综合关系所决定的人性规定性之中，因此，它将作为工业化城市化之“对立统一”的另一面——“乡衰”事实对应的“乡愁”心绪，提升到了必然阶段——“乡恋”的层次。
三、乡建何能？
若问及乡建何能？答曰：提高参与者觉悟并复兴乡村社会。
建，立也，有引长、建立、创设的意思。乡建就是从事乡村诸多方面建设的各种行动、实践。从事乡建的人们，既要“高高山顶立”，又要“深深海底行”：立足于高山之巅，然后所见始广；潜行于深海之底，然后所行始切。乡建一旦开始行动，便踏上了一条了结“乡愁”、成就“乡恋”的宏伟大道。下面从两个层次阐述乡建的功用。
一是提高乡建参与者的觉悟。
人类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其身体构造、心性特质与大自然原本是一个整体，人原本就有身心合一、通会万物的本领。只是在欲望驱使下，人们疲于奔命于齐一化、专业化、竞争性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着无节制的、消耗物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心灵的枯竭和精神的苍白，失去了与自然息息相关、血脉相通的情感和能力。一旦志存“乡建”，并力行之，当会打开向他者开放、尊重多元性差异、具有对他人对自然有感觉力的“觉他意识”，这都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一种宽厚情感和深度智慧。从事乡建多年以来，我们总结出一套乡村情景分享行动，用以提高乡建者对乡土性的觉悟能力：一是朝话——早上到田间地头、林间旷地、传统民居、村社宗庙、祖宗坟茔等地进行朝话。二是夜话——主要是晚上队员之间的分享主题、分享感动和成长日记环节，这是对一天内的重要事情和想法进行归纳、交流和写作；三是话饭——在集体开伙之前，请轮流找食材做饭的成员表达一下对“本地、新鲜、当季”饭菜的感受。通过如上种种，我们尽力去感知到乡村内在的真善美，并在发现、发扬这些真善美的践行之中，获得乡土强大的生命力。
二是复兴乡土社会支撑体系。
乡村，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其产业建设从本质上和持续的意义上而言，是多样性、循环性和共生性等丰富产业的内在关联得以修复和构建的过程，其社会秩序建设是人生社会之大伦的修复和构建的过程，至于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莫不由经济产业建设和社会秩序建设上生发而来。因此，一切适宜的小型农耕可持续发展技术的践行，一切与乡村生产生活自洽的传统习俗、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发扬，一切与对乡土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政策制度安排，均可以参与支持。乡建实践自有其相适合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关键点。无论是有利于生态文明战略实施的人才计划、乡土知识体系建设，还是思想觉悟建设；无论是从农民合作到城乡合作，还是从生态农业到公平贸易；无论是大学生社团建设，还是农民组织化团队建设；无论是对社会企业创业者的培养，还是对乡土社会建设干部队伍的组织……均是要积极支持发扬的。
总之，提高乡建参与者的觉悟是觉悟人生；复兴乡土社会支撑体系是奉献社会。如此，作为百年中国真命题的乡村建设运动之脉，在一意决绝的现代化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潮之间，其主张方法，其内容精神，从参与者修身觉悟并复兴乡土社会的乡建理路，直指向民族国家的长远全局发展，必将通向生态文明和人类社会大同之境。
